又是一年开学季，又度过一个教师节，但这次的开学季与教师节，却因为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而显得并不寻常。“共同富裕”，是近期被全民热议的高频词，其热度也同样传导到了广大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离不开热爱乡土的高质量人才，离不开高质量的乡村教育，这也是一个基本共识。

近年来，随着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推进，乡村教育的处境不断改善，但相对城市教育，却仍旧处在弱势。那么，在当下这个乡村振兴规划逐渐推进、共同富裕成为普遍愿景的时代，教育，作为人才准备、社会发展乃至现代化实现的基础，该如何在乡村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共同富裕”愿景下，该如何破解乡村教育多年的痛点、难点？为此，新京报记者对话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邵兴江，共论乡村教育在新时代下的脱困途径。

浙江大学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邵兴江。受访者供图

城乡差距，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

新京报：多年以来，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一直备受关注，作为研究者，你认为当前的差距还有多大？

邵兴江：近20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城乡教育均衡的事业，我国有一个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评估，目前全国2800多个县中，超过九成的县通过了评估，这也说明，20年来的各种政策确实发挥了作用，大面积地提高了教育均衡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均衡就已经实现了。事实上，很多地方城乡之间的差距仍旧很明显，如我们曾在广东做过的一份调查中发现，图书馆硬件配置、计算机配置等这些教育均衡的重要指标，在城乡之间差距还非常大。近年来，我国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础上，又提出优质教育均衡，但目前，真正能通过优质教育均衡的县，还非常少。

新京报：你认为教育均衡效果仍不理想的原因是什么？

绍兴江：原因有很多。首先，过去多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教育的形态不一样，城市教育政府办，乡村教育农民办的模式持续了很多年，两者投入资源的能力显然有巨大的差别。其次，和城市相比，乡村的资源存在天然的拮据，老师、学生更多集中在城市。其三，过去的城市化中，许多中小城市、县城中，土地财政占比很高，政府为带动土地销售，吸引农民进城买房，实施了很多政策，但同时也留下了漏洞，地卖了，房子盖起来了，但学校没建，农村居民进城买房，必然会带着孩子进入城市学校，这就造成了城市学校拥挤、乡村学校萎缩的现状，乡村学校小班化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其四，过去建设重点学校，基本上都建在城市，也会导致教育的不均衡加剧。此外，还有师生比例忽视乡村小班化的问题等。这些原因，综合起来，使得乡村教育的发展困难重重。

政策原因，教育不是乡村发展的包袱

新京报：城市化使得人口从乡村流动到城市，乡村人口减少，是否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

邵兴江：根本原因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数十年中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和发展政策所致。我们知道，在义务教育中，政府才是主要的责任主体。但在很多地方，政府把教育当包袱，而不是发展的助力。即便是在推动教育均衡的这些年中，这样的观念仍旧存在。很多地方把教育均衡理解为建好教学楼，给学生提供上学的空间就够了。实际上并非如此，仅仅解决一个班一个教室、让学生们早晨上学、下午放学很容易，但教育不只有这些，从硬件上说，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厕所、厨房、环形跑道、多媒体教室、各种教育器材，才是真正需要长期、强力投入的。从软件上来说。师资力量不足，更是乡村学校普遍的问题。我国规定的师生比，乡村小学为1∶23。但这一政策忽视了农村学校自然小班化的现象，如果一个学校只有20个学生，理论上只能配备1个老师，那是否意味着这1个老师要兼任语文、数学、英语、美术、体育、音乐等所有课程呢？在小班化普遍的情况下，为各科配备足够的老师，从配比上看，确实存在浪费现象，但不配备，真正的教育均衡就很难实现。

新京报：你认为怎么改变这一现象，实现真正的优质教育均衡？

邵兴江：要改变这一局面，前提是理念的改变。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也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领域。过去数十年，发展的观念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资源配置到学生更多、学生素质更好的城市学校，显然是更有效率的做法，重点学校，也是这么出现的。但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一种社会保障，是需要公平配置社会资源的。好在，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发展理念也在改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也是乡村教育发展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