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正在异化为追逐利益的手段

教育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活动紧密相连，能增进个体幸福和社会利益，客观上具有功利性，但是，过度追求教育的功利性势必造成教育走向功利化。功利化是指：“实践主体将既定利益的追求视为行为的参照标准和驱动力，行为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目标是实现组织或个体活动的特定需要。”教育功利化主要强调把教育作为追逐利益的手段，并依据功利的原则对教育自身结构进行重新建构，使效益和效率最大化。追求教育的功利性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但若把教育只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当作经济系统一样经营，教育的其他社会功能则容易被忽视，使教育目标、内容、评价等走向异化，禁锢在效率的铁笼中。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是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的重要目标任务。为什么破“五唯”如此关键？因为“五唯”反映实践主体对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等评价标尺的理解、态度和处理方式，是实践主体对评价标准片面推崇和追求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折射出教育各环节各领域所存在的教育功利化问题。分数、升学等评价标尺的本质是对各领域或者说各范畴事物发展变化进行描述，是一种可量化、便于操作的工具，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进步性，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若过度使用分数、升学等，使之成为外部评价教育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以基于客观数据的方式衡量教育价值，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则必然会丧失其合理的一面，最终背离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五唯”为教育功利化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教育功利化的间接推手，制约教育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功利化给教育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学者刘智运、胡德海认为，教育的本质是通过传承文化使个体社会化，并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的全面发展。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也谈到，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自我成长。由此来看，教育功利化背离了教育的本质，过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实用性，使得教育沦为利益追逐的工具。教育功利化给教育发展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使得教育目的、方法、内容、评价等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初衷，加速了“为发展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维方式的泛滥。

教育功利化架空“全面发展”，使得育人目标实际指向“单向度的人”。在“唯分数”“唯升学”的导向下，教育教学实践过于偏重智育，忽视品德塑造和审美素养的提升，过分夸大分数的重要性，忽视分数的内涵，将分数简单地当成办学管理的手段加以工具化；为了升学不惜牺牲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打乱学习节奏；政府用各种“率”评价教育部门，教育部门用“率”评价学校，学校用“率”评价教师，层层传导，引发教育焦虑；基于“升学率”评价教育和学校的做法内化为思维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间接刺激社会各方追逐升学率。这种“学业成绩政绩化”的倾向和做法，严重阻碍了教育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分分计较、分数至上、按分排座等做法司空见惯，更有甚者出现“杀掉第一名我就是第一”的惨案。分数和升学本是反映学生成长过程和状况的重要工具，然而，功利化的取向使得分数和升学承载过多，本末倒置，被当成学生成长的目标，忽视了学生个体差异，也没有看到教育过程对学生全面发展的支持以及对学生长远发展的积极影响，这势必会造成全面发展的失真。

教育功利化扰乱教育节奏，忽视教育规律，异化教育过程。在功利化的导向之下，不仅中小学校推崇急功近利式的教育教学，校外培训机构、社会用人单位等也在推波助澜，重视以分数、文凭、论文为代表的教育结果，忽视教育过程的育人价值。于是，在教学上强调死记硬背、急于求成，大量运用讲授法进行满堂灌；学生则不求甚解地抄笔记、背笔记，机械地重复练习、提前学习、超负荷学习。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个性被忽视，好奇心被消耗殆尽，创造力被人为地消磨。上海第一次参加PISA测试的结果足以证明：中国学生低阶思维(理解、记忆)题目分数高于平均分，而高阶思维(评价、判断、创新等)题目分值低于平均分值。如果结合中国学生课业补习时间长、作业量大的调查数据来看，这种强烈的“剪刀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过程中学生负担之大，好成绩往往来自对认知性知识的勤学苦练。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教”简化为告诉和传递，“学”简化为刷题和记忆，实验被演示实验代替，教材被知识点代替，睡眠时间被加班加点代替。教育的节奏越来越快，高中三年的知识压缩为两年甚者一年半学完，无论学生是否能够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