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乡村振兴是伟大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加速器。笔者认为，振兴乡村教育关键在于念好“在、为、融、领”四字经，做到认知到位、目标明确、方法科学、立意久远，全时空、多方位、深层次、前瞻性地实现乡村教育振兴和乡村振兴的无缝耦合和同频谐振。

“在”乡村办教育：乡村教育的空间属性

“在”是一种空间态，揭示了一物存在的客观状态。空间辩证法认为，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是“存在”的三元属性。之于乡村教育，它首先是历史性存在，乡村教育的历史性对象是乡村文化教育绵延发展过程中蕴积的丰富内涵；其次，乡村教育的空间性对象是乡村社会这个大系统，这也是乡村教育最明确的空间特征；最后，乡村教育的社会性对象是乡村中的乡民、乡土、乡情。

乡村教育的三元空间属性，既让我们认识到其所处的空间独特性，亦反映了乡村教育的活动空间阈限。认识乡村教育的空间属性，首先是要警惕乡村教育的“非在”问题，认清“非在”问题的本质，才能找寻到强化“在”的状态的理路。目前来看，乡村教育在物性层面与乡村的关系是“在”其中，但从精神层面来看，它存在着严重的“非在”状态或者是“去在”趋向。诸如乡村教育向城市教育看齐，教师自我认同感的弱化和缺失，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的“精神隔离”，学校布局调整中乡村教育的“部分抽离”等。这种“在”农村又“离”农村的实态，形成了对乡村教育空间属性的消蚀，破坏了乡村文化教育生态系统，进而打破了乡村社会的系统均衡，不利于乡村社会的健康发展，成为民族复兴的隐性障碍。

“为”乡村谋发展：乡村教育的价值导向

“为”是一种目标态，是一事物在特定时空存在的价值导向和意义所在。作为乡村社会的组成部分，乡村教育以其促进生态、发展文化、涵育社会、促进经济、影响政治而居于基础性地位和全局性支撑，对乡村社会起着基础性、全局性和渗透性的作用，从行动哲学理论的角度必然要求乡村教育的面向是推进乡村振兴这一伟大目标，成为其正向推动力而非变相的阻力或实际的变异力。

乡村振兴战略体系中，现实目标是提升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级，使其成为与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主体，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文明形态的未来走向。乡村教育作为乡村社会的智力源泉、文化高地、辐射中心，促成上述目标的实现首先在于“自为”，即要让自身成为践行上述目标的参与者，让乡村教育质量和水平提升到与城市教育相协调的主体地位，寻找一条新时期乡村教育特色发展和质量提升之路。其次牢牢守住人才培养这条主线，对适龄未成年人、各类成年人群体分类进行教育，切实提升乡村居民综合素质。

最后，将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使命转化为自身的理念和举动，将其具体化到教师素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模式。唯有立足高远又脚踏实地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自为”，才能为乡村教育功能的发挥打下坚实的根基。

“融”教育入乡村：乡村教育的路径选择

“融”是一种关系态，是“在”的延伸状态，是“它为”或“为它”的路径表现。“融”的最高境界是“无形”，是让乡村教育的“在”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根本性的、渗透性的“存在”，它恰与乡村教育在乡村社会大系统中所起的基础性、全局性、渗透性的作用相契合，亦成为乡村教育发挥其功能的基本路径和方向。当前乡村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融度不够、融接不力、融通不良”，它是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在整个教育和社会大环境中最薄弱部位的反映，两者的相融不洽亦是处于这种最薄弱部位现状的深因。因而，如何让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有效互融、相融、血肉相连，从而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乡村味道的相融之路对乡村教育振兴和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首先，办学理念上明确教育为乡村而办、为乡村的振兴而办；其次，教学内容上有浓浓的“乡村风”“泥土味”“未来范”，与乡村的历史积淀、当代特色、未来期望糅于一体；最后，教学方式上要与乡村文化、乡村生活生产实际相结合，教育“生活化”“田野化”理应成为乡村教育活动的最大亮点。乡村教育的“互动融”是“内在融”的延伸，重点在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的互动上，使其成为教育的载体、合力、助力，基本路径就是积极联合举办各类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教育活动，这种实践上的相通会起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血缘”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