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是欧洲高校的传统开学季，今年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大学生们依然陆续返校，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许多中国学生选择留学的目标国家也在重新调整变化之中。作为现代“通识教育”的发源地，欧洲凭借其深厚的教育积淀以及在当前全球知识信息化时代的探索和变革，日渐吸引着更多中国学子。

在英国上大学虽然学费昂贵，但学制时间短，学位国际认可度高，因此英国一直是中国留学生赴欧洲的首选。然而，英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大量削减国家教育经费，使得大学过度依赖学费收入，教育私营化的缺陷在新冠疫情和脱欧僵局的面前暴露无遗。

德国以专才教育著称，注重培养具有“工程师精神”的专业人才。德国高校数量多，没有学费而且生活成本低，但宽进严出的学制让学生辍学率一直居高不下。近些年，德国高校纷纷开设新兴交叉学科，这让新生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做专才还是通才，就业前景哪个更靠谱一些？

芬兰是全球教育的标杆，“基于现象的学习”的跨学科主题式教学被各国争相效仿。不同于英国的精英教育，芬兰走的是平民化路线，国家在财力物力上对教育的支持不遗余力，教师是最受欢迎最受尊重的职业。然而，芬兰的教育界依然有深深的危机感，害怕成为下一个“诺基亚”。

在新冠疫情对留学教育带来巨大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本版特编发此文，对比呈现欧洲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以及新环境下他们各自面临的挑战，希冀引起社会各界对大学教育含金量和留学规划的理性思考。

英国

高度精英化导致家世人脉比学识更重要？

特色：精英化和经营化

代表人物和理念：约翰·亨利·纽曼和“博雅教育”

挑战：大学过度依赖学费收入，私营化缺陷在新冠疫情和脱欧僵局面前暴露无遗

19世纪神学家、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是英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不仅详尽地论述了自由教育思想，而且明确提出，对受教育者而言，大学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这正是后来“通识教育”的理论渊源，也即最初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博雅教育”。

所谓“博雅教育”，又翻译为“自由教育”，由希腊的“自由七艺”发展演变而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自由教育思想——教育不是为了实用需求，而是为了心灵的自由；通过发展理性，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古希腊把几何、算术、天文、音乐、逻辑、修辞、语法这“自由七艺”作为一种提升修养的训练手段。一旦完成这些科目，便可进入自然哲学和辩证法等高级科目的学习。直到13世纪，巴黎、博洛尼亚以及晚一些成立的牛津、剑桥等大学都一直保持“自由七艺”的传统，修读完这些基础科目后，方可进入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可见“博雅教育”扮演着大学预科角色。

“博雅教育”一直被视为贯通知识和造就高贵精神气质的手段，现在火热讨论的“通识教育”这个词与“博雅教育”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前者出现的时间较晚。1828年，耶鲁大学在其发表的教育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通识教育”这个词，通识教育在内容上除了人文，还强调自然和社会这两个领域。

伴随着18世纪宗教政治改革，剑桥和牛津大学打破宗教限制，开启了现代精英教育。直至本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英国逐步敞开大学校门，实施教育国际化。据最新统计，2018-19学年度英国共有165所高等教育机构,238万学生就读，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24所大学为代表的罗素集团组成了英国精英大学。英国对精英大学的资源和经济支持占整个高等教育投入的绝大部分。

如今，虽然英国的教育专家不断呼吁私立学校“去精英化”，否则会影响社会稳定，但英国上层社会依旧“高度精英化”。2014年英国社会流动性委员会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通过调查4000多名最高决策层成员的背景，发现75%的资深法官、59%的内阁成员、57%的高级公务员、50%的外交官、38%的议会上院议员、33%的影子内阁成员、24%的议会下院议员都拥有精英学校文凭，而这些人把持着英国社会主导权。

2019年英国社会流动性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报告再一次表明：“过去四年来，社会流动一直停滞不前，上层社会的孩子天生享有特权。”在这种社会架构中，家世人脉比学识更重要，社会底层的孩子很难跃迁。

其实，早在2013年英国政府就提出在全球推广英国教育的战略，打造英国教育品牌，并开放高等教育市场，欢迎国际学生。英国的大学开始扩招国际学生，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盈利”。三年本科、一年硕士的“短时间镀金”学制也备受国际学生欢迎。根据英国国际学生事务理事会的数据，2017/18年度共有名国际学生在英国大学注册,占学生总数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