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思曙专栏】

二胎时代的家庭教育：不能倾斜爱的天平

原创作者|廖思曙(浙江省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初中分校校长)

2020年9月6日早上，接到领导的电话，告知有一个家长来我办公室交流孩子的有关事情。经过沟通、了解，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事情过后，联想到疫情期间和疫情后返校发生的4例心理健康问题的共同点——二胎家庭，总想写点什么，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

在2016年的第一天，我国严格推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全面二孩政策被正式纳入计划生育国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孩在2016年至2019年的出生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45%、51%、50%、57%，总体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开始建立起四口之家、五口之家等模式，同时，部分家庭的孩子面临着从独生子女到长子女的身份转变。二胎时代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和身份地位的转变给长子女的心理、情绪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为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家庭教育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该如何扮演好它的角色？

“孔融让梨”式教育的负面效应

近期，学校班主任发现初一学生A行为及情绪表现异常，遂联系A的家长，建议家长将A带往医院进行心理健康检查，并及时反馈诊断结果。几天后，班主任在收到写着“重度抑郁症”、“轻度焦虑症”的诊断报告单的同时，也见到了被父母送回学校的A同学。出于对A同学健康状况的担忧，班主任建议家长将A同学带回调整修养。然而，A同学的父母却极力否认A同学在心理上有存在任何问题，要求A继续返校学习。家长来到了校长办公室。在同A同学父母交流中，校长发现了他们没有仔细看过一眼诊断报告单的事实，也找到了A同学的症结可能或者影响因素所在：那个依偎在A同学父母身旁的年幼的二胎妹妹。工作忙碌的家长，终于在校长描述被冷落、被忽视的可能会伴有的消极观念和行为的情形中，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顿时哑口无言。

在这个事例中，A的妹妹是父母重点关注和疼爱的对象，处在家庭的中心位置。然而A同学却在父母的忽视下，失去了在家庭中的参与感。在家庭关系中掌握着主动权的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将关心和爱护“让”给年龄更小的孩子，不仅将两个亲兄妹逐渐置于相对立的立场上，为家庭的不和谐埋下种子，而且严重伤害了A的感情，甚至对A的生命健康也产生了威胁。

无独有偶，在电视节目《少年说》的“天台告白”环节中，一位名叫崔兢的六年级学生，面对着台下的同学和父亲，讲述了作为姐姐的自己经常受到父亲区别对待的经历：年纪小的妹妹收获了父亲的偏爱和袒护，而崔兢却总被迫面对父亲的误会与责骂。面对委屈的崔兢，父亲谈起了“孔融让梨”的“道理”：妹妹年纪比你小，你理应学习孔融多让着她。

这样“孔融让梨”式的教育在二胎家庭中并不少见。部分家长不听真相，不分对错，以年龄大小为标准，将所谓的传统道德和定势思维作为武器，破坏了规则上的公平，伤害了长子女对于家长的信任感，颠倒了二胎子女的是非观。

“孔融让梨”式教育是被曲解的道德教育。在真实的“孔融让梨”的故事中，做出谦让之举的人不是年纪稍大的哥哥，恰恰是年仅四岁的孔融。而且在“让梨”的全过程中，孔融的父母没有干涉孔融的决定，而是选择将梨的支配权完全交给孔融。正是孔融的自发让梨，成就了一番美谈。

无论是选择沉默，咽下委屈，最终被动地依靠异常的情绪和行为来发出求救信号的A，还是勇敢上台，陈述痛苦，主动剖析一胎子女在二胎家庭中的不平等处境的崔兢，她们都是被不公平的家庭规则伤害了的未成年孩子。会哭和不会哭的孩子，都应该有糖吃。

家庭教育的“缺位”与“归位”

为了解决二胎时代背景下，一个个家庭所发生的矛盾，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家庭教育”。但在探讨“家庭教育”之前，我们先来谈谈“家庭”。

家庭是什么？某个独立的个体，不能被称之为家庭。正如家庭治疗专家萨提亚所认为的，家庭是一个团体，是一个系统，每一个家庭成员构成了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之下，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联系紧密相关，形成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共同体。在这个四人家庭系统当中，平衡的关系与和谐的氛围固然是奢侈的。在四个人中，没有人能脱离家庭实现个人的幸福，被疼爱如二胎弟弟，也是如此。在失衡的家庭里，作为孩子的她，收获了来自父母的更多的关注和疼爱；作为姐姐的她，却失去了和弟弟之间的亲密交流与互动，取而代之的是和弟弟站在了对立的两端，成为了矛盾的双方。父母在成为弟弟的娇纵任性的保护伞的同时，也逐渐和A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直到明白保持现状下去的结果可能会造成A个人的伤害，家庭成员们终于开始对痛苦，对整个家庭的崩溃有了共同的感知，并尝试做出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