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不仅面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建设，也为长期以来受到高等教育界关注的通识教育指出新的发展方向。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建设实践，必须着力探索一条兼顾文化自信和时代要求的通识教育之路。“新文科”之“新”，包含通识教育理念一贯秉承的融合交叉主张，同时又解除了传统文科仅仅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输出者的困惑。“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的指导思想，使新文科得以重新审视自身在数字化浪潮中的定位，真正做到以“人”的培养为核心目标。

消除隔阂与成见

传统人文社科领域并非铁板一块，经典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新兴的政治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各有其历史传承或发展脉络。然而，从新兴人文学科的成长路径可看出，这些后起之秀往往是传统人文领域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结果。无论是定性、定量的研究方法，还是依托新技术、新媒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有赖于科技的新发展。显然，在数字化时代即将甚至已然到来的今天，仅靠个别学科点对点的接触与结合，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社会建设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无法解决数字化浪潮中个人发展所面临的专业瓶颈。在这一背景下，新文科应运而生，同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一样，为高等教育的专业单元整合提出可行的思路。

事实上，从通识教育的角度而言，新文科的提法较之借鉴西方的学科体系天然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础。《礼记·学记》中提出的理想“大学之道”，即有“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一说，将“通达”视为培养能够“化民易俗”之人才的最高标准，置于研经治学的能力之上。可见，这一融合理念能够给予新时代人才的，不仅是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视野，更是人文精神与家国情怀。因此，重新实践《论语》中所说的“博我以文”的育人主张，有助于未来学者更好地传播中国思想、传承传统经典、发出中国声音。

然而，新文科不能流于表面，更需警惕古代“道统”学术体系忽视“技”“艺”“数”等能力的前车之鉴。原本作为“六艺”存在的“礼、乐、射、御、书、数”，在后世越发功利的官僚培养体系中被简化为迎合科举的狭窄甚至单一科目，不但使全面发展的“通人”逐渐消失，而且客观上限制了古代数理科学的发展，甚至付出了整个学术体系遭到置换的代价。如果将新文科视为移植西方教育体制之后的再一次重大学科改革，那么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这次尝试，应该且必须着眼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为数字时代的文科基础建设、教学研究和输出范式探索新的可能，展示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交叉融合所产生的新变化。

服务人文素质教育

可以预见，在新文科的背景下，人文学科必将输出兼具思考深度和学养厚度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一期待要求从事通识教育工作的人文学者不但需对大文科有更深入和广泛的理解，还要真切关注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进展与需求，更重要的是关注学生的内在诉求与动力。具体而言，传统人文所必需的文、史、哲自不必说，国际视野所要求的人文地理、国际政治及语言素养也很早就进入大学教育的视野;致力于提供研究方法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法学、管理学、社会学则亟待走出学科框架，与呼唤理论方法和实践对象的统计、计算和人工智能相碰撞;天然具备交叉属性的心理学、经济学、计算语言学等门类，显然更不必囿于学科壁垒和唯论文论的僵化思路，大可解脱束缚，投身学科融合的教育实践。

以清华大学为例，近年来不断完善“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专融合”的办学思路，积极探索通识教育的创新实践。在三百余门通识课程和丰富的文化素质讲座之外，清华大学又于2018年秋季学期首开通识写作课，为所有学科门类的学生提供说理性写作教学，并给予每位学生个性化写作指导。目前在岗的写作课教师，都具备丰富的文理学科背景和较好的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不以单纯传授人文知识为目的，而是提供兼具人文内涵和理性思维的写作指导，与新文科推行的交叉融合主张不谋而合。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钱学森力学班”这样的特色班级甚至要求本科生每学期必选一门人文专业“硬课”而非“读写认证”类通识课程，这在提高理工科学生人文专业能力的同时，也对文科专业课老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应对这种挑战的最好方法不是将某些课程或教师划入“通识教育”行列，令其专为其他学科服务，而是在“新文科”理念的号召下调动尽可能多的人文学者重审传统学科壁垒，认识数字时代专业流动的可能性，接纳并参与其中，面向需求而非面向专业传道授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