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师陀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踏入文坛，很快引起了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京派评论家刘西渭敏锐地发现了师陀与京派相似的艺术追求：“沈从文先生和芦焚先生（即师陀）都从事于织绘。”[1]左翼批评家杨刚在《里门拾记》中表达了“令人想到鲁迅”的感受，而王任叔却断言：“沈从文先生的手臂，长在作者身上了。”[2]

左翼与京派分别作为三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和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本是文学观点和政治立场相左的两派，但他们竟各自从师陀的创作中找到了与己方相契合的内容，这实在耐人寻味。四十年代，师陀的创作达到高峰，尽管1943年师陀明确表态，反对遵从任何流派，但关于其流派归属的讨论并没有停止。新中国成立后，师陀的创作几近停滞，相关研究也陷入沉寂。1979年唐弢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开始强调师陀与京派作家的联系，之后不少现代文学史著作、京派研究论著直接将其归为京派。新世纪初，《师陀全集》出版，为师陀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不少学者从外部史实或文本分析中力证师陀的左翼倾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解志熙。当然，也有论者提出了中和的观点，认为作家兼有京派与左翼的创作特点。

纵观这场贯穿作家研究始终的流派之争，笔者不禁疑惑：一是硬性地将作家归为哪个流派？对全面、深入地研究作家作品是否有益。鲁迅先生曾说：“文学社团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3]这话幽默风趣，又意味深长。二是争论的焦点在哪里？笔者认为在思想倾向上。思想倾向，简单来说就是作者对社会生活、人生命运、历史发展的理解、认识、追求和主张。笔者发现，在论争中，各方往往是抓住作者思想倾向上的一点，不计其余，这是不是恰恰证明了作家思想的丰富与深邃？

带着这些困惑，笔者将运用习近平主席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基础上提出的，“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方法，[4]剖析隐藏在小说中的作家复杂的思想倾向，以丰富师陀小说研究内容。

一、对时代、社会的密切呼应和深入表现

运用历史的观点是指从文学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及其产生、发展的过程对它们进行历时性研究的一种辩证的观点，故而，笔者将以时间为序梳理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题材，并动态地剖析其中体现出的思想倾向。

（一）革命——战争题材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定。在这样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作家从1932年处女作《请愿正篇》发表开始至建国，共创作长中短篇小说七十多篇，其中革命题材小说有十五篇之多，抗战题材小说有八篇。

短篇小说《迷茫》讲述的是进步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游行，却被军警打死打伤的故事。小说中的老姐姐，她历经艰辛照顾弟弟长大，弟弟却在一次游行中生死未卜，而她的爱人华则面色苍白、血污满身地躺在了病房。这些“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热爱人类，并热爱着真理和正义，光与美”[5]的青年们的遭遇，让老姐姐愤怒控诉：“青年人的路是多么窄啊。”小说《谷》揭露了帝国主义在矿场肆无忌惮盘剥压榨老百姓，迫害革命志士的罪行。作品中的小知识分子黄国俊被汉奸白贯三所骗，以为筹到钱，就能救下革命者洪匡成了，但实际上他早已被杀害。而矿工们的暴动反抗也很快被镇压了。小说中没有不切实际地凸显人民力量，这体现了师陀的现实主义精神。

七七事变后，硝烟四起，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关头，师陀“心怀亡国之悲愤牢愁”，以笔为枪，迅速投入救亡文学的创作中，1937年10月就完成了小说《无言者》。《无言者》讲述了农民出身的士兵魏连德，在前线断粮断水，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竟“看见”保长向妻儿摊派战争捐款。前方血战，后方吸血，这样的对比，多么残酷！师陀愤怒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冷血、贪婪。《夜哨》里望都的老叔，乡间常见的一位善良老人，在日本侵略者烧杀屠戮村庄时侥幸活了下来。面对冲天的火焰和横七竖八的尸体，老叔沉痛地质问：“人为什么要积压这样多的冤仇呢？”[6]被国仇家恨炙烤着，五十多岁的老叔拿起了枪，成为抗日游击队的一员。

从民主主义革命到抗日战争，作家师陀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激情。他曾自述：“自我懂事起，亡国危险便威胁着我的思想，是它培养了我的爱国主义，是它教育我树立起民族自尊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