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万小组（易超&崔光耀）公园计划——13个房间、湖、桥与湖、高竹装置尺寸可变视屏、声音、综合材料

220万小组（易超&崔光耀）公园计划——盘陀石装置尺寸可变视屏、声音、综合材料

雕塑是空间的艺术，空间的社会属性、人文意义成为了当代雕塑作品意义生成的重要背景和基础。

当代雕塑利用空间去表现，这里的空间不仅仅是雕塑家所说的附着在雕塑表面的空间，而是过滤掉雕和塑的实在空间。我们的行动试图去讨论除了雕和塑以外的一些东西，去观察艺术创作的发生。运用雕塑的制作方法，“整体和局部”去观看雕塑的“线性前后”发生了什么，而这样的前后关系也会涉及到当代艺术发生的环境。时代的意义或许成为了当代艺术成立的蓝本，意义的时代确立了当代艺术所具有的可讨论性。雕塑藏在了背后或者说雕塑成为了创作当代艺术的中心，雕塑家站在圆心内向外投掷创作行为、思辨、材料本身，形成有交集的交叉抑或是投向了虚空的弧线，如同我们站立在球形的地球上所体验到的，雕塑成为了站在脚下的局部平面。艺术家的个体进行着个人的投射实验，在某些巧合的时候，个体与个体碰撞建立了新的内容。这些辩证的讨论自始至终都在被大家重定义与思考。随着当代雕塑公共空间探索的高歌阔进，在我们醉心于谈论艺术的时代意义时，似乎忽略了谈论的背景，即意义的时代。

那么如何确立在意义的时代里我们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呢？

所谓的当代艺术语境下的意义，是艺术创作的逻辑需要合理性。当代雕塑中大量的非传统媒介被应用，使得艺术品的传统形式审美范式逐渐失效。对艺术批评带来强烈冲击的现成品装置《泉》，阿布拉莫维奇的《节奏10》里根据收音机里面的节奏用刀扎手指间，南希·柏森通过数码技术根据人种的比例合成的作品《人种》，斯诺科斯梅的《敏感的房子》等这些晦涩难懂的现成品组合、荒诞的行为、不知所云的影像、迷幻的声音与灯光……媒介和内容的复杂化让单一的阐释体系很难全面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此时作者的解释说明往往是理解作品构思的关键，语言成为了连接雕塑物质形态与观念的中介。通过作者精心的阐述，作品的文本、符号、材料以零件的作用为整体意义服务，从而构成观看者可理解作品的方法得以进入作品的意境中。

320万小组（易超&崔光耀）公园计划——五璋山房装置尺寸可变视屏、声音综合材料

从20万小组的大型装置作品《公园计划》里能够看到，搭建这些关于湖、桥、林、塔的场景并不是通过收集到的材料去临摹一个所谓的公园，而是通过材料自身所带有的具体意义有机归纳出一种“似但不是”的非功能化现场。如《公园计划》内的《玲珑蓬》，该作品所呈现的搭建方式并不是艺术家所创造的，而是材料采集现场所发现的普通民众生活化的组合，直接拿来，形成了某种“塔”状的样式。在《公园计划——十二时辰》的声音作品里，20万小组收录拆迁现场所出现的牛皮藓广告，采集了拆迁现场所发生的声音和未被拆迁的生活场景，这些成为制作了这段12分钟的声音作品的蓝本，将这些素材根据时间的发展编辑而出。逻辑的合理性如同艺术家抛给观众的一把能够开门的钥匙，观众打开了艺术家的创作。同时，这种逻辑的合理性有时并不能出现在作品的外在形式上，寻求它的线索往往需要通过艺术家自身去进行，或者观察作品发生的社会空间关系。当然艺术作品并不是一味地去制造某种逻辑美学，而是使用思维规律去支撑起艺术家个体、作品材料、样式等关键要素“塑造”每一件作品。

1843年，英国利物浦市建造出了第一个城市公园——肯海德公园。

公园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性空间，一个自带共识的地方，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区域，通过其平等、包容、自由的意境营造，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空片段式的理想国。

转塘镇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南部一个小镇，时代给予的契机让转塘镇发生了大的变化，直观的是镇上的几个村拆迁建设遗留下的废墟。我们住在这里，下了楼，走向了这些废墟。20万小组的《公园计划》并不是一种文人的“造园”行为，是一种材料意义、社会意义的综合体。在拆迁行为进行的时候，私人空间表现为被打碎的遗产（证据），个体的权利被迫让渡。私密在摧毁的工具下被展示和重提，作品展现了摧毁私密的公共权利和私密重建的公共景观。